金融发展的核心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

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世界经济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正处于经济复苏和金融风险并存的状态，国内金融风险呈现上升之势，我国决策层一再强调要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展望2018年，哪些金融风险值得密切关注？如何完善监管体制？在3月17日举行的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第二届年会上，业内人士及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融发展的核心

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

“近代金融危机大多是资产泡沫和人性狂欢的结果，每一次金融危机前，往往伴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膨胀，金融机构的冒进扩张，金融市场的乱象频发。”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如是评价。

在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范文仲认为，此前经常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觉得金融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希望、核心目标。一些国家希望把金融业做大做强，一定要把金融市场的产值占比提高。

范文仲举例称，比如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前10年，欧美国家金融业的产值占GDP比例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另外，很多国家都在竞相打造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为此大幅降低管理标准。

“这种繁荣仅仅是建立在表象之上的。”在范文仲看来，金融的核心功能其实是分配经济资源，即把经济资源从利用效率低的地区向利用效率高的地区转移。

“要明确一个大的金融业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金融业。”范文仲进一步阐述，金融业的目标是促进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有效分配，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才是衡量金融发展是否好的标志。

金融监管要“未雨绸缪”

“在微观层面一定要稳健，在宏观层面一定要对系统性风险有整体把握。”谈及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时，范文仲建议。

具体来看，在微观层面，每个机构一定要坚持稳健的经营风险指标，要“未雨绸缪，以丰补歉”。可以在金融机构盈利好的时候，多计提一些风险准备金，以备将来经济调整、增速减慢，能有更好的风险应对工具。

企业文化要稳健，企业杠杆率一定要控制，负债端也要改变过度依赖短期批发性融资的方式，减少期限错配。

同时，集团架构要简明。股东的关系越复杂，关联交易的风险就越大，简明的架构对公司管理而言更有利。此外，金融产品要清晰，要尽量缩短投资链条，加强投资者适配性的检验。

在宏观层面，范文仲表示，除了对机构进行监管，还需要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有全局性的判断和把握、管理。在跨时间分配资源的维度，要减少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在跨空间分配资源的维度，要减少风险的过度传递，防止“大而不倒”。

范文仲强调，要加强影子银行的监管，要有风险维度的监管理念，填补监管真空。只要具有社会资金归集功能，就要明确准入要求；只要进行显性或隐性收益承诺的，就要具备负资本和拨备的损失吸收能力；只要存在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这种特质，就要遵守相应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则。

主动学习适应和规范金融创新

“监管创新要与业务创新同步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监管部门不应扼杀一切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还是要主动学习，适应市场。

谈及对金融创新的正确态度，黄益平表示，应该更多是从学习、适应、规范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也许一开始我们看不懂市场所做的一些金融创新，如果这种创新真的能够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普惠金融，那么它应该是有益的。”黄益平认为，金融创新是常态，监管部门也应该与时俱进，主动学习并适应市场创新。

在黄益平看来，如果是不好的金融创新，监管部门就应该明令禁止。如果是好的金融创新，就应该积极地扶持、规范，通过监管创新，改善金融监管的效率。

此外，对于一开始很难判断金融创新好坏的情形，黄益平认为，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试验。比如数字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盒”和“创新中心”等，就是很好的平衡创新与稳定的监管创新做法。

另外，防范金融风险是系统性的工程。黄益平表示，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已经成立，相信未来政策协调会更好，而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改革政策的协调，实际上是一揽子的措施。

黄益平还建议，政府在金融体系当中的作用应该“有进有退”，灵活应对。正常情况下，应该用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当危机来临时，政府要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