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员工带薪休年假缘何成为一种“奢侈品”

    “拥挤”的十一长假之后，带薪休假成为舆论热点。早报在民意调查数据库中随机访问了上海458名在职市民，其中77.29%的被访者表示享受过带薪休假；在没享受过带薪休假的市民中，43.27%表示是因为竞争压力大，个人“主动”放弃休假。

    一时有了“近八成的职工享受带薪休假”的说法，有观点就此认为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在我国执行得相当不错。

    恐怕这是对此次调查的误读。早报于2009年3月建立了“东方民意调查数据库”。数据库的对象限于上海生活工作的公民。因此，“八成职工有年假”只反映了上海这个用工相对规范的地区的情况。不能就此推出“近八成职工有年假”是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这不能说明员工主要收入依赖计件工资、加班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情况。

    1994年的《劳动法》规定了带薪年休假制度。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但另一方面，资深劳动法律师却表示，目前鲜有员工单独因带薪休假提起劳动仲裁的，往往是在离职时，将未休的年假、企业克扣的加班费“算总账”。这体现了国人的“生存智慧”，也是当下劳动者权益保障乏力的表现。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休假平时休不成，只敢在离职时提出来；可见，无法休年假的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职工没有带薪休假，不外乎“不敢休”和“不想休”。这其中有正常的职业竞争因素，更多的问题是，职工担心因年假而造成收入减少，被迫“自愿”不休。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直面“中国制造”背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今年十一长假，郑州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两起群体性“小纠纷”。针对国庆加班的质疑，富士康表示，员工均“自愿”加班。的确，有理由相信员工是“自愿”的，因为在中国，底层劳动群体是多么希望“加班”。对很多人来说，加班才能维持在城市的生存。不是缘于敬业，而是休不起假，是谓“心忧炭贱愿天寒”。十一法定假日尚且如此，带薪休假更是奢侈品。

    底层劳动者不休年假的情形，绝不能在“自愿”的名义下被忽视。因为包括带薪休假制度在内的劳动法制度本身，就具有强制规范的性质，很多事是不容“自愿”的。大而言之，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转型，从经济发展优先到倾向保护劳工权益，这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以美国发展历史来说，百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还确认，企业可以用商店代金券而非货币向员工发工资，认为那是“契约自由”，也是工人“自愿”的。现在的劳工权益又如何呢？可见，国家行政力强化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是历史的必然。

    回到中国职工，特别是底层劳动者不敢休年假的问题，这是需要“有形之手”推一把的。现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仅规定“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但这个“休假工资”，很多时候并不包括加班费、计件工资等；休假就意味着收入减少。如果能实现休假工资的水平与年均收入持平，以及休假和上班有同等收入；向企业申请带薪休假正大光明，不用等到离职时“算总账”，那才意味着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到位，职工的休息权才能得到保障。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权益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真问题是很多底层职工不敢休年假，职工休假权需要得到政府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