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讨薪渠道不如1场跳楼秀 农民工讨薪被迫创新

    基层劳动监察员人手不足、行业主管部门缺少行政处罚权和仲裁权、农民工司法讨薪需承受较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寻求法律援助又面临道道门槛、恶意欠薪入罪目前遭遇 “界定难”……诸多因素叠加，导致农民工“讨薪”犹如走不出的怪圈。

    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多，工程完工了，可工资却被扣下不少，讨薪一周未果后，近日，来自湖北的6名农民工爬上即墨市义乌城小区27号楼楼顶讨薪。经一个多小时劝说，几名农民工终于下来了……

    临近年关，农民工讨薪事件频发，方式也在不断“创新”。我市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相关制度已非常完备，缘何讨薪事件不断？日前，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相关部门很无奈

    农民工如遇到欠薪事情，目前有三条路可走：欠薪事实清楚，可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对拖欠工资问题存在争议，可到劳动仲裁部门寻求仲裁；有民事纠纷，则诉诸法律。

    记者了解到，我市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也有明确“分工”：建筑行业的市建管局负责，建筑行业之外的由劳动监察部门负责。

    对在青岛务工的农民来说，面对欠薪，最愿意到劳动监察部门寻求解决。因为劳动监察部门不收费，并且至少可以追究两年内被克扣的加班工资及其经济补偿金。

    记者调查发现，劳动监察部门因人员配备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存在监察乏力。“区市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人员一般在十人左右，常常是一名监察员要面对上千户用人单位、几万名劳动者。”四方区劳动监察局一工作人员直言，大部分精力又放在了突发事件和投诉举报案件处理上，无力开展经常性巡查。

    “不签劳动合同，甚至连一个纸片片都没有，又没有意识收集、保存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一劳动监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维权意识的缺失，让讨薪困难重重。

    据悉，目前，我市建筑口农民工工资支付投诉，主要是施工方没有办理“双卡”，劳资双方没有签合同，相关部门难以监控等因素引起的。

    虽然建立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为解决建筑行业“讨薪”的市建管部门，仍有许多无奈。

    记者了解到，解决劳动工资问题的法律依据是《劳动法》，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不是该法的执行主体，对违法违规行为难以出重拳。

    “建设主管部门没有行政处罚权和仲裁权，只能进行反复调解，不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市建管局有关人士介绍说，目前在青岛恶意欠薪的建筑企业很少，绝大多数收到工程款后，在资金安排上能优先考虑农民工工资发放。但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建筑企业贷款困难，加之建材、人工成本上涨，造成了工程款、工资款等支付难以按时到位。

    受“执法权”困扰的还有我市各级工会部门。记者从工会12351热线获悉，目前，工作人员每天都能接到农民工讨薪求助的电话，但他们有劲使不上。“我们不是执法主体，一些工作很难下手，只能协调再协调。”一工作人员苦笑着说。

    司法讨薪成畏途

    司法讨薪，现实又是怎样呢？记者日前从我市多家法院了解到，很多法院此类案件是零记录，而通过司法程序讨到薪酬的也是寥寥。“就是有了劳动合同，打官司还要掏钱、还要花时间，谁靠的起？”接受记者的农民工给出了无奈的答案。

    对这一现象，近期发布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或许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报告称，为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历时11天到21天。

    “农民工诉讼能力差，没有诉讼时间，没有诉讼的法律知识，寻求法律援助还有一些门槛。”山东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鲁文告介绍说，从目前看，叠加的各类成本成了农民工维权的“绊脚石”。

    记者了解到，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在程序上有三个步骤：一是企业内部调解，二是调解不成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三是仲裁结果不服再由法院进行一审、二审判决。

    据统计，目前，农民工维权案件平均办结时间在半年左右的不足30%，长达两三年的占20%。 “很多劳动者怕费力花钱，很多时候想私了，结果是权益受损，吃了哑巴亏。 ”孙鲁文说。

    今年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恶意欠薪入罪，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

    记者了解到，旨在更好地解决讨薪难的该修正案，比起它同一天实施的醉驾入刑来，显得低调很多。目前青岛多家法院均没有判例出现，并且法律界对是否恶意欠薪的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

    青岛一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记者，“恶意欠薪虽然已经入刑，但是还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界定难，认定标准空白’，让这一法律条文面临许多挑战。”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农民工讨薪历程是司法讨薪难的 “缩影”，司法讨薪难对恶意欠薪者来说，是违法成本低。农民工要打赢官司，不仅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还要支付各种费用。即便打赢了官司，又可能面临“执行难”的窘境，这是“农民工视司法讨薪为畏途”的重要原因。

    遏制欠薪需联动

    部分讨薪途径的不通畅和 “跳楼秀”的短期功效，让很多农民工对作秀讨薪“乐此不疲”，甚至上演恶意讨薪。

    “今年以来承接解决的8起农民工集体讨薪上访，其中有7起属恶意的。”市建管部门工作人员透露，农民工遇到欠薪行为，不通过向政府主管部门举报，而直接采取过激行为讨薪的现象正呈上升趋势。

    有关专家表示，上访、跳楼都不是法治社会正常的维权通道，即便幸运之神偶尔降临，也只能验证当下“长官意志”或“第四权力”的强大功效，这反过来更加侵蚀了公民维权的制度权威。

    青岛劳动保障和法律专家表示，彻底走出“年关讨薪”怪圈，关键还要加强制度和联动机制的建设。

    “对于出现欠薪问题的企业，要通过各种力量让其补偿拖欠的薪水，对那些‘老赖们’还要依法建立相应的失信惩戒机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欠薪逃匿制度建设势在必行。”有关专家表示，建设社会援助机制尤为重要，其中包括工会组织、法律援助团体、社会援助团体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记者了解到，我市建筑行业目前已建立了农民工工资防欠预警和保证金机制。有关专家认为，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努力，应研究推行农民工实名制一卡通系统，将工程项目、农民工考勤、银行发放工资、行政监管等信息整合到系统中，实现农民工工资发放系统化、信息化。（记者 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