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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先行者” 早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台湾居民因躲避兵役等原因移民美国,聚居于洛杉矶一带。之后,为台湾妈妈服务的月子民宿应运而生。当民宿老板有单独的住所、不再与孕妇混居时,月子中心也开始正式出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亲戚家生,九十年代在民宿里生,十年前才在月子中心里生。”张继仁总结在美华人的生育历程。 七年前,张继仁陪同妻子在洛杉矶生子,当时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不超过七家,且大多由移民公司代办,费用高昂。准妈妈们聚居在别墅里,饮食搭配、外出行程、保姆聘用等由老板随兴而定,品质良莠不齐。即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准妈妈们到此生产,从而迎来第一拨华人赴美生子高潮。 消费群增长刺激了月子中心的完善,在张继仁等台湾“先行者”们的打拼下,月子中心开始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外出行程和餐饮标准有规可循,婴儿房开始采用从台湾海运去的医用看护床,接送车辆也从普通家轿改为豪华小巴。 然而,这一切还与大陆的准妈妈们无关。七年前,张继仁在洛杉矶所有月子中心见到的大陆妈妈,“全部找一找,不到10个”。 张所不了解的是,那一年正是港澳自由行放开,一些大陆准妈妈们踏上了赴港生子之路。 “吃螃蟹”的大陆客 2004年,原本从事演艺事业的四川女孩王璐受美国亲戚指点,开始洛杉矶的“生产之旅”。寻找月子中心,她用的是土办法——带着行李挨家挨户去考察挑选。最后,她住进了洛杉矶一家最早由大陆人开设的月子中心,老板娘Wendy同为四川人。 此前媒体报道较多的台湾夫妇赵玲玲及丈夫周先生,则是在王璐之后赴美生子,也住在这家月子中心。 之后,王璐与赵玲玲回到内地,成为大陆第一批赴美生子的服务商。与台湾服务商一样,每介绍一位客人,她们可以从月子中心得到约500美金的酬劳。 缓慢提升的业务量,在2006年迎来曙光。那年4月,美国驻华使馆宣布,中国公民可以以旅游目的申请赴美签证。 “开放签证其实是整个赴美生子链条中最关键的一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美籍华人子说。当时她已有10年的签证办理经验。一天,一位咨询签证事宜的大陆准妈妈找到子。“(她)想办旅游签证,又说想多呆一阵子,然后又说能不能帮忙安排车。”这位准妈妈的吞吞吐吐让子最后才明白,“原来是要去月子中心啊”。 嗅到这一商机,凭借着在洛杉矶居住的便利,子从2007年起成为全职中介。“当他们把孩子生到美国,他们真的很感激你,觉得很值。”不过,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得知“赴美生子”的富裕国人,起初仍充满疑惑。子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不是拐卖人口的吧?不会一到美国就绑架,你们再要赎金吧?” 趁“需与虚”而入 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已发展到35家左右,基本都由台湾人经营。对台湾孕妇的收费稳定在一万美金左右(一个月待产一个月坐月子)。其中,生产费用尤为优惠。洛杉矶部分私立医院及华人医生收取的费用顺产仅为约4000美金、剖腹产约8000美金。被剥去暴利泡沫的台湾赴美生子产业,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由于台湾妈妈来源充裕,即便当时有个别来自内地的准妈妈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愿意接待。 内地妈妈要吃土豆,台湾老板却买回了一袋花生(台湾人习惯将花生叫做土豆),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是小事,不关水龙头、开着窗户吹空调、护工未能及时应答便大发脾气、将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间却又任其腐烂等不良习惯,常使月子中心的其他人侧目。内地部分准妈妈的“不良习惯”还包括:相互打听收入与职业、成群结伙地孤立某一位妈妈等。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准妈妈赴美数量锐减,月子中心不再拒绝大陆客源。失去稳定客源的月子中心也开始打起了价格战。危机中,月子中心倒闭一半,余下的削减规模,苦苦支撑。 那时,大陆妈妈数量持续增长,占到月子中心全部客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随着陆续回来的妈妈们开设博客、或是为亲朋好友咨询代办,“中介”群体持续壮大。加上赴港生子政策收缩、国内媒体开始报道等因素,2009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终于迎来井喷之势。 在“灰色”中行进 三年前,为激发中介积极性,有月子中心广发邀请帖,主动将每介绍一位客户的酬劳由500美金提高至800美金,很快又涨到1000美金。同时,一些月子中心的老板开始培养“顾问”(指不按人头、而是同时收取多家月子中心固定服务费用的中介),自行拓展行销渠道。到2009年,大陆地区从事赴美生子的中介机构与个人增至上百个。主要分为三类:由美国月子中心老板直接注资的公司;同时为多家月子中心服务的专业中介公司;个人。 众多中介,品质不一。一些中介公司,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只有靠他们才可能通过海关”等虚假宣传,以骗取高额的服务费用。 “有终端服务、有客源、有市场、有行销,”总部在洛杉矶的美国生子综合服务商美宝之家的姜山表示,“赴美生子”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与生态,“当然也有尔虞我诈”。 激烈竞争中,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也经历过互相拆台的乱象。老板娘守在别家月子中心门口,直接挖人;员工、客户及同业者报警,以“虐待儿童、贩卖人口、房屋改建、环境不整、民宅经商、噪声过大”等为由,引来警察搜查。 2004年,一家月子中心因为没有及时将一位患有肝病的台湾妈妈送去治疗,导致其肝衰竭死亡,最终关门收场。2010年4月,某民宿里居住的一位妈妈,因提前生产亲人无法赶到,不堪自己做饭等生活压力,产后抑郁而自杀身亡。 此外,长时间的飞行危险、外出购物的交通安全、生育意外的健康危机等,对于一位在异国他乡生产的中国妈妈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在美国,因华人生育风俗而诞生的月子中心并不被承认,没有服务规范、没有行业公会,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少从业者也坦承它“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是一项“灰色经济”。 这灰色,直接导致中介与月子中心因费用而起争执,也造成中介与客户、客户与月子中心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找不到完备的仲裁与解决之道。 这灰色同样导致中介面对媒体时的矛盾心理。他们希望宣传,以进一步扩大客源;然而,这宣传又必须是低调安静的。赴美生子回来的妈妈们,则希望销声匿迹,不被注视,以免孩子的未来利益受损。如中介赵玲玲所言:“一旦没有了这个属地主义,一旦关上这个后门,赴美生子产业也就一夜蒸发了。” 然而,赋予“落地国民权”的美国宪法修改非一日之功,赴美生子产业还将继续发展。目前,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数量已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水平,最大的月子中心甚至拥有史上最多的58间客房。 早年曾在华为工作的四川人Andy,在经过三年观察后,正式接管了一家台湾人经营的月子中心。他打算自己兼做中介:“我的计划是和客户成为长期的朋友,她们以后移民的可能性很大,购房、保险这类的业务我将来都可以做。” 张继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今年年末,洛杉矶地区还将有两家酒店式月子中心开张。它们将拥有合法经营场地,采用更加严格与规范的管理制度,配备带除菌设备的婴儿房,甚至可能像台湾月子中心一样配置“Hello Kitty”等主题房间。 但服务商们不乏忧虑,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问题,还有部分内地准妈妈们的行为。比如,有部分内地顾客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美国政府专为残疾、“低保”和难民人群提供的福利,希望不花一分钱生孩子;还有个别妈妈,甚至谎称自己是当地基督教某支派的教友,利用该教派在家生产的习惯,由教会出钱请产婆上门接生。 “既然已经利用了人家的落地生政策,差不多就行了。别生完孩子还要从人家口袋里拿钱。我们应该学会适可而止。”子说道,她担忧这些行为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台湾的赴美生子已经平平稳稳走了20年,我们不要自己把这条路断了。” 朴光星:赴美生子至少持续十年 “如果是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本刊记者/马军 朴光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在2000至2007年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进修及担任研究员期间,对韩国准妈妈“赴美生子潮”便有所关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认为无论对于中国家庭还是韩国家庭,“赴美生子”都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其共同动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香港是一些内地准妈妈们追求的理想生产地,现在,一些内地家庭用美国取而代之,你怎样看这种变迁? 朴光星: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加快,而且最近5年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升值,这些都为赴美生子准备了有利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这两年开放赴美旅游。与此同时,香港从2007年之后逐渐收紧政策,比如大幅增收内地孕妇在港生产的费用。据我看的资料显示,到美国生一个孩子的全部费用与到香港只相差几万元人民币,对富裕家庭来说这种差别几可忽略。因此,赴美生子现象继赴港生子之后,今后将会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其实,赴美生子并不只是中国有,很多国家如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2000年后的那几年,我在韩国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不少韩国家庭去美国生孩子,曾在当地媒体上引发过大讨论。特别是因为牵涉到一些权力精英,非常受韩国民众的反感。现在这种现象在韩国仍有持续,只是经过媒体的几轮批评之后,不再有人张扬此事罢了。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赴美生子现象体现出“中国梦”的破灭,是对所处社会未来前景的一种担忧,你怎样看这种说法? 朴光星:因为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赴美生子只是局限于少部分人群的一个现象,远远不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我非常反对“中国梦破灭”这样一个刺眼的说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处于量的扩张的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也还没有形成,我们哪里有什么“中国梦”的概念?赴美生子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种现象会存续多久? 朴光星:恐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在这之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韩国如今在这几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各种社会矛盾也曾经相当激烈。但经历过这些阵痛,进入21世纪后他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趋于相对稳定。这两年出现的新情况是精英回流,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毕业生选择回到祖国。如今赴美生子的现象在韩国已经开始收敛,更多只是少部分精英阶层的选择,而且也只是一个多元化的准备而已,未必真的会去美国生活。 但在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要满足这些精英人群的需求还比较困难。少则十年,多则不好说,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成熟度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参照韩国的经验,赴美生子人群可能对这个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朴光星:我认为应该分几种情况来看。第一种,如果是权力精英赴美生子,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按照国外的一些经验,如果发生权力精英成批将孩子送往国外的现象,难免引起社会上人心动摇。如果领导阶层都不相信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又怎能让老百姓保持信心?比如韩国反对党领导人李会昌,就曾经因为儿媳到夏威夷生孩子,受到韩国舆论的广泛批评。 第二种是公众人物,比如一些影视明星在国内大把挣钱,在国外大把花钱,他们赴美生子同样也会引起公众反感。在这背后隐藏着社会财富的转移。 但如果既不是权力精英,也不是公众人物,而是第三种即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比如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就非常大。从长远来看,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赴美生子”对国家的发展有利。 (实习生周蔓仪、孙卓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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