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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突出亮点，但过去提及更多的是油气等传统能源合作，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潮的兴起，绿色能源已经成为能源领域合作的重中之重。
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坚定地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也瞄准了水电、光伏、风电、氢能等绿色能源，深入合作、共享成果。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众多重量级嘉宾畅谈绿色能源发展规划与目标，纵论更大范围的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将绿色能源作为未来能源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支撑。
碳减排是大势所趋
“一带一路”的能源转型和减碳对全球的绿色转型和减碳至关重要。相关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化石能源资源量占全球的60%以上，产量占全球的40%以上，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到30%以上，同时新能源资源量也占到全球的60%。
不少“一带一路”能源出口国正在努力摆脱石油依赖型经济，扩大可再生能源布局，致力于成为氢能、太阳能和风能先驱。
“在世界可能面临严重能源危机的时刻，当前各类传统能源价格飙涨，各国也许应该加快速度，更加坚定地落实稳定可持续的能源计划。”伊拉克石油部长能源事务顾问阿卜杜勒·巴奇介绍，能源转型一词并非针对石油行业，而是指石油行业的碳排放。伊拉克能源转型计划包含三大方向：能源效率、伴生天然气回收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可以提高能源效率，消除石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从而保障能源安全。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礼表示，阿联酋在2015年就发布了《2015-2030绿色议程》，在未来15年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2%投资于绿色经济，2050年阿联酋能源战略的目标是将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结合起来，以满足阿联酋的经济需求和环境目标。到2050年，要将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从25%提升至50%，并将发电产生的碳足迹降低70%。目前，上海电气正与迪拜水电局合作，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
摩洛哥同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计划，目标到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52%。“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只能通过地区以及国家间的进一步扩大合作来解决，我们将继续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欢迎合作伙伴加入我们的能源转型中。”摩洛哥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尔说。
严重依赖近海石油相关业务收入的东帝汶，正在研究油田设施改造为碳补集和碳封存项目的潜力。东帝汶石油与矿产部技术顾问吉尔塞尔·博尔赫斯说：“目前白玉乌丹油气田是唯一还在继续为东帝汶创收的油田，其生命周期已接近尾声。随着白玉乌丹油气田的产量下降，东帝汶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其他替代资源来进行投资，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继续为国家创造收入。对于绿色能源转型和安全的承诺体现在我们的长期工作计划中，尤其体现在通过发展储能、燃料储存设施、人力资源、可再生能源相关主题投资和研究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
此外，塞尔维亚能源部门也在编制2050年战略文件，包括《国家综合能源与气候计划》和《能源战略》，预计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至少达到40%，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矿业与能源部长佐拉娜·米哈伊洛维奇表示，为此制定的新投资计划中能源和采矿项目超过17亿欧元，建设大中型水电站，投资太阳能和风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氢能战略将成为新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是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能源普及率低、人均能源消耗量少问题。但即便人均碳排放量并不大，许多国家仍然积极制订碳中和计划。
“孟加拉国人均碳排放量仅为0.4吨，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5吨，然而我们仍然承诺将孟加拉国打造为碳中和国家。”孟加拉国电力、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国务部长纳兹鲁尔·哈米德介绍，“我们关停了10个煤炭火力发电站，容量总计8451兆瓦。垃圾发电、海上风电、生物质能、波浪能和潮汐能是亟待我们探索利用的可再生能源。”
技术难点亟待突破
近期全球多地因煤炭、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供应问题，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这让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企业看到了绿色低碳多元化融合发展的合作机遇。
在水电、风电、光伏、氢能等绿色能源中，氢能是与会各国政要和企业家谈论最多的话题。不过，现阶段的煤制氢仍然贴着高碳的标签，生产1公斤的“灰氢”要产生10公斤的二氧化碳，只有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绿氢”才是未来的方向。
在晶科能源全球副总裁钱晶看来，制氢的技术和成本已不是问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氢的储存、运输以及应用市场，尤其是要提升氢燃料电池的使用量和生产量。她介绍了光伏制氢的相关突破——2016年晶科在阿布扎比的一个光伏项目的电价是2.42美分/千瓦时，2020年做到了1.35美分/千瓦时，现在在沙特实现了1美分/千瓦时的电价，光伏制氢可以做到生产成本每公斤在1.5美元到1.7美元，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10元制造1公斤“绿氢”，基本接近煤制氢的成本。
“随着以后煤越用越少、煤价越来越贵，而光伏电价的成本越来越低，它们的成本差异会越来越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更好的定位，比如是成为日本韩国这样的氢能使用国，还是沙特这样的氢能输出国，抑或是像中国一样既是生产大国又是消耗大国。”钱晶说。
“我国西部光伏、风力发电等绿色资源丰富，随着技术进步，发电成本下降迅速，但不宜大规模储存。因此将绿电转化为绿色氢能，掺入遍布全国的天然气管网，大规模输送到清洁能源需求旺盛的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实现西氢东送成为可能。”针对氢的储运技术难点，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仲文认为，长距离大规模管道输送能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目前在输送工艺、材料、安全、核心装备等方面存在诸多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包括掺氢比例、管材性能、安全保障、输氢压缩机以及核心软件研发等。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委会会长孙耀唯认为，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的光伏和风电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平价时代。如果大规模发展新能源，还要克服新能源的间歇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推动风光储能以及风光储氢的低碳化。
在电化学储能、氢能、机械储能、抽水蓄能等几种储能技术上，施耐德电气海外总包业务总经理吕宁最看好电化学储能的前景。他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了水利特别发达的国家外，电化学储能是最有潜力的。施耐德可以提供电力互联互通的设备，在无锡工厂也做了储能的样板。”
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施兵用一组数据揭示了核能在碳减排中发挥的作用——在过去50年，由于使用了核能，全球碳排放量减少了740亿吨，相当于减少了近两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总量。“核能作为安全经济高效的清洁低碳能源，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未来先进核反应堆除发电外，还将应用于制氢、工业供热、既有供暖、海水淡化、合成化工产品等领域，进一步帮助其他行业拓展。”他说，“能源转型需要打破原有技术市场资源的发展惯性，加快能源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通过数字化智慧化发展，实现多种能量流数据流的深度融合，建立新型低碳的能源生态系统。”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吕建中认为，“一带一路”能源的转型发展还面临很多技术难题。他提了三个建议：“一是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特别是技术创新合作中，一定要明确技术方向和技术路线图，要避免因技术方向的颠覆性变化而出现颠覆性的错误。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比较大，各种能源的投资主体、创新主体也比较多，特别是新能源领域打破了传统的化石能源以产业、行业、企业为界限的创新模式，应该营造一个有利于转型的创新生态。三是‘一带一路’的技术创新合作既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要考虑到能源转型本身的普惠性，建立一套适合‘一带一路’能源转型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共享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