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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上午好!今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3周年,太平洋集团主席严介和先生提议把12月18日定为中国的感恩节,我投一张赞成票。去年我们在广安召开了第一届的感恩节的感恩大会,今年又在深圳举办第二届感恩大会,我们希望这个感恩节能够从民间做起,如果大家在这一天都出来进行一些感恩活动,活动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社会习惯,有可能把12月18日真正作为我们中国人的感恩节。 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讲这样一个题目:“在城市化进程中把握企业发展机遇”。未来20年,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动力就是城市化,我想围绕着城市化这个题目讲这样几个观点,和同志们一起来讨论。 第一个观点,城市化是未来20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根本动力,今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有可能达到50%,这就意味着13亿多的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可以过上城市化的生活。城市化的生活就意味着现代化的生活、意味着小康式的生活。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标志。50%的城市化率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有几亿人口能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但是这个进程还没有完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才是基本结束。按照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来算,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70%还需要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2030年才能够基本完成城市化的任务,到70%以后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然会处在一个快速增长期。最近国内外都在议论,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30年了,快速增长期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中国的快速增长势头是不是强弩之末了。有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到2030年就要硬着陆,快速增长期就结束了,这是为了打击我们的信心,国内一些人也预测我们快速增长30年了,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我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至少还能保持20年,我的依据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还需要20年的时间不断提高。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就产生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初步测算,全国城市增长一个人口,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就是1000元,一年增加1万人,就需要1亿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再加上公共设施的投资,那就更不得了。我说的这是一个平均数,特大型城市吸纳一个人口,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比中小城市还要大得多。所以按照城市化率的速度来算,我们再用15年的时间,到2025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2万美元。这个收入是现在世界银行现在公布的划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界限的标准。所以再用15年的努力,我们的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就意味着我们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总量上我们的GDP就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摘取全球经济总量的金牌。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快速增长还没有结束,还要再快速增长5年,到2030年,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这时候城市化率也达到70%,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快速增长期才结束。如果在之前这20年的时间内,我们的速度掉下来了,只能说我们的政策出问题了,我们的政策没有把我们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不要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地改革开放,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地释放出来,支撑未来20年的快速增长,争取到2030年,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要把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城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通过工业化现代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生产出来之后由谁消费呢?大量的人口在农村,消费能力极低,工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失去了需求,现在工业消费品尽管价格一降再降,降到世界最低,城里人都饱和了,农村人还是买不起。所以要把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现在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现在农村人口还有7亿,农村劳动力还有4亿,有人就宣布中国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结束了,这个话说得太早了,中国有18亿亩耕地,4亿劳动力,一个劳动力才种4亩多地,这么低的劳动生产率,他怎么能富起来?所以一定要把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局面。现在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第一是社会资金富余,第二是劳动力就业有出路。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很多地方招工难,一个农民工出来打工,2000元以下的工资他一般不愿意做。第三个是对优质绿色农产品的需求旺盛,第四是对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全部的装备,我们自己能够生产,你需要多少我可以给你造出多少,包括拖拉机、收割机等等。这四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推动农业现代化强大的动力。通过土地的有偿转让,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按照现在的机械化条件,一个劳动力种几百亩地不成问题,在黑龙江的三江平原、河南的小麦产区,一个劳动力能种几千亩地,全套的农业机械,达到了这样的规模,种地的收入比出来打工的收入要高得多,这样就可以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安安心心的种一辈子的地,剩余的劳动力就转移到工业上来,加速转移到城市上来。去年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是38%,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10%,3.6个农业劳动力一年创造的价值相当于二三产业一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这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的消费上不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今年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1万亿,可以说财政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尽管财政支出了1万亿,对7亿农民来讲,要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仍然是杯水车薪。现在有富余农民,我们就需要减少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减少的过程,是农业劳动生产力跟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力拉平,接近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的过程。什么时候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跟农业劳动力占GDP的比例拉平了,什么时候农业现代化也就基本上实现了。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前途,比如说浙江省全省的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7%,江苏省已经下降到19%,这两个省在全国带了一个头,但是在很多农业劳动力大省,如河南、湖南、四川,农业劳动力还占到40%甚至50%。如果说沿海这些省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或者说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那么这些农业劳动力大省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或者中期。所以要通过不断地改革,把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来。现在我们有很多政策是阻碍这个潜力释放的。如果这20年经济速度下来了,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政策出了问题。因为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干出来了,我们为什么干不出来呢?他们在人均GDP1.7万美元以前,始终保持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我们也可以做到。 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未来20年是工业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在座的各位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黄金时期,要抓住这20年的机遇,迅速地做大做强。昨天我听严总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用三五年的时间超过李嘉诚。要做大做强,要把握机遇,把你们自身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城市群的崛起是城市化的带动力量。城市群是集约化的城市发展的模式,是城市化过程中最节约的一种发展方式,这是客观规律,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群,一个是纽约城市群,一个是东京城市群,纽约城市群一年的GDP是2万亿美元,东京城市群的GDP是17000亿美元,这是世界上两大经济增长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形成了三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再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三个城市群在GDP总量上很有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纽约城市群和东京城市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三大增长极。 城市群的发展为什么比较快呢?因为城市群解决了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之间衔接的问题。例如在北京的就业机会多,为什么人都往北京去?因为那里找工作容易,但是生活成本太高。到小县城生活很好、安逸,房子也很便宜,但是找不到好工作,挣钱少。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通过城市群可能会比较好地解决。住在小城市里,或者小城市跟大城市配套,相应的就业机会也多。 除了这三大城市群之外,还有若干中型的城市群,比如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等其他中型的城市群。因为在一个几百公里的范围内,大中城市相互配套,它能够形成一个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比如说日本原来是两大城市群,一个是东京城市群,一个是大阪-神户城市群,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东京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快于大阪城市群的发展速度,企业总部从大阪搬到东京,由于信息比较多,发展得比较好。现在大阪有点衰落的迹象,东京虽然人口密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它的发展速度仍然很高,集中度在进一步提高。中国也是这样的,如果孤零零地办一个公司,办在西部、中部,比你这个公司放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那是不一样的,在那里找到资金、技术、劳动力都是很容易的,出口运输也很方便,所以企业都愿意聚集到城市群,有一个扎堆的效应。这是城市群在城市化进程中可以起到带动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坚持城乡一体化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们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十七大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方针,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对如何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制度做出了明确的部署。提出要实现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现在其他方面的一体化都进展不错,争议比较大的是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我们现在有些政策在阻碍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阻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实际上在阻碍农村的发展,所以要改革。改革做得最好的就是重庆、成都,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经验。 城乡一体化发展了,就能够把现在仍然在农村的4亿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再解放出3亿人口投入到二、三产业。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从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也就是两三亿人,我们通过今后20年能够再转移出二三亿人,搞二三产业,农村留1亿人就足够了。这样来支持工业化、支持城市化,支持二、三产业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是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源泉,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要求。从国际经验来看,原来出现拉美陷阱,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三四十年前的人均GDP都到了三四千美元,几十年停滞不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二元结构没有解决,一方面是城市化、高度现代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农业还非常落后。中国今后20年要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二元结构的问题,所以各项政策要鼓励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这就需要土地适当的集中,要落实农户对土地的拥有权,包括对承包土地的拥有物权和宅基地的拥有物权。最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教授带队到重庆考察,他提出来农民要富起来,必须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让农民把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拥有物权变成财产性收入的来源,重庆已经做到了。在河南新乡,现在土地转包费是一亩1000多块钱,一户10亩地,一年的转包费就有1万块钱,两口子出去打工,平均收入2万多块钱,两口子挣5万多块钱,加上土地出租的收入就有6万多块钱,这就达到了我们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就是户均年收入6万到20万。所以他把土地转包出去,让别人种,自己光收地租,变成一个“地主”,一年收地租能收1万多块钱,然后打工挣四五万,一下子就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问题就解决了。你把地转包给别人,发展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在农村种地的人也可以很快富起来。我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看到一个老头带四五个儿子,种了6000亩地,年均收入70万。我问他最多能种多少,他说你再给我6000亩地也可以。有一个村的地让农村合作社做了,村支部书记到大连收购海产品,劳动力大部分到了大连,现在开村委会、村党支部的会要到大连开,村里就由一两户把所有的地都种了。我们的农业现代化要这么干才行。现在有好多政策在阻碍这件事情。所以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制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四,绿色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要建设宜居城市,这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你这个城市到底弄得怎么样,能不能吸引人,关键看你这个城市是不是宜居城市。联合国过去每年要凭全世界的宜居城市,中国能力真正成为适宜居住的城市还不多,特别是大城市很少,有一些中小城市都可以成为宜居城市。人住在这里比较方便,能呼吸到比较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孩子入托、上学也比较方便,上班骑自行车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不像在北京,上下班需要两三个小时,经常堵车。为此,城市要做好总体规划,哪个地方是生活区,哪个地方是商贸区,哪个地方是工业区,哪个地方是旅游区,哪个地方是生态涵养区,要科学规划,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垃圾、污水都要综合处理,做到零排放、零依然。把这个城市搞得漂漂亮亮的,人们都愿意到这里来。现在北京市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在回龙观等地形成了一个30万人的居住小区,形成潮汐般的人流,早晨30万人往城里跑,晚上30万人往城外跑,因为回龙观那里没有多少就业机会,大家都往市区去就业。如果组团式的发展,在这儿居住,就在这儿工作,这儿也有就业岗位,这样就可以减少潮汐般的大规模人流,所以城市发展要科学规划。 第五,实施特许经营权是加快城市建设的基本政策。未来20年的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中国现在不缺钱,我们的M2已经达到60多万亿,整个金融资产达到100万亿以上,现在关键是这些资金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周转率比较低,特别是大量的社会资金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所以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把这些资金很好地利用起来。明年希望能够把金融体制改革作为重点,中央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个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讨论明年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提出,金融体制要作为改革的重点,要综合配套地推进改革。初步设想,从7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是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小型金融机构。第二是利率市场化,通过竞争来消灭高利贷。第三是允许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证券化的试点。第四是建立地方性的监管机构,专门对小型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国家银监局对其进行业务上的指导。第五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现在要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商业银行给企业提供外汇贷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外汇的需求。第六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第七是要综合配套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基金等等机构投资者,满足未来20年发展的需要。 城市化需要大量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应当通过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来筹集社会资金,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城市化进程中间来。发改委过去有一个特许经营权的文件,特许经营权的方法很多,最初是法国人发明的,包括BT、BOT等等,都是成熟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经验。太平洋集团运用BT这个方式有许多创造,在实践中创造了运用BT方式的许多成功经验,严总在这方面有很多创新,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比他要差得多。 预祝太平洋集团能够在BT中发展壮大,通过抓住未来20年城市化的机遇,把太平洋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 |